我国长期推行的法制宣传教育，有助于帮助公民正确认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理清其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从而一方面积极、自觉地履行宪法义务，另一方面也能正确、主动地行使宪法权利。
（三）不同法院对相同违法情形是否属于轻微违法的判断不同 在林丹丹诉台州市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案（以下简称林丹丹案）中，[40]法院认为，被告在作出本案行政许可决定前未履行告知该利害关系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义务，属程序违法。同时，通过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程序违法相关案例的研究，阐述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及适用中的相关问题，揭示新标准的进步与缺陷，为程序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的完善提出建议。
但该暂停公告的内容并未违反《征补条例》第16条的规定，上述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被诉征收决定被撤销。[24]薛刚凌、杨欣：《论我国行政诉讼构造：主观诉讼抑或客观诉讼？》，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在安徽吉诺案中，原告请求被告潜山县国土资源局履行交付土地这一授益性行政行为。[32]（2015）合行终字第118号。[5] （二）是否侵害相对人实体权益、是否影响行政行为结果正确性标准 案例1：在郑寿云诉蒙城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案（以下简称郑寿云案）中，[6]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蒙城县公安局超期限办案属程序上瑕疵，不影响处罚决定结果的正确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原告请求撤销还是确认违法，法院都应以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不符合轻微且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程序违法行为一律予以撤销。此外，情况判决与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竞合实际上扩大了法官审查行政程序违法问题的裁量空间，更有利于对行政程序违法行为进行灵活审理。而在那一波世界历史运动的巨响中，曾有过一段极易被人忽视的宪法对话。
同时，范式更替，并不意味着被取代范式的消失，不同运动内部被更替的范式，既可能在未来时间内被重新激活，也有可能在另外运动的内部以新的形式复活。阿克曼批评了东欧剧变之后所发起的市场自由化方案（休克疗法），在他看来，哈耶克、弗里德曼式的经济私有化转型，实际是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这不能给东欧人民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这实际上就使后冷战时代世界宪法运动的内在动力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偏移，它不再是第一波宪法运动的市民主义原则驱动，也不再是第二波宪法运动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引，而是一种试图完全脱嵌于政治主权和社会连带束缚之外的新自由主义原则。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宪法议题又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结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贫富分化，部分可以通过新文化政治的反歧视、多元主义的包容性身份权利来弥补和掩盖，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宪法政治。
由此，各种泛政治化要求浮现，不断形成激进的、极化的党争和派系，从而对体制化的宪法政治构成强大压力。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同样能够成功，而法国与南美国家的成文宪法运动则可能失败。
而金融危机，也仅仅还只是所有正在超逸民族国家控制与政治主权导控的不同社会子系统自我封闭运作危险的现象一角。[54]这两种基本宪法模式的抗衡，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不同国家法律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系列现象似乎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指向了当代宪法秩序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这四个政治法律工程，促成了美国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奠定。
而一旦出现社会与经济危机，私法机制的去政治化功能就会弱化，司法中心主义的去政治化功能假象就会逐渐暴露出来。Ellen Kennedy, Constitutional Failure: Carl Schmitt in Weim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同样道理，新一波法律全球化运动的酝酿，也往往出自前一波宪法运动的危机，旧的公法危机推动了新的私法复兴。而一旦当代宪法对于金融危机问题束手无策，所推出的各种政治—法律措施，只能在表面上触及却无法真正解决由金融危机所触发的社会动荡，由此所带来的危机，无疑将构成对宪法政体所自诩的整体性（integrity）政制秩序的致命挑战。
[18] 其区别在于，哈耶克实际上是把作为公法（thesis）的宪法性法律理解为组织性规则，从而附属于作为私法（nomos）的正当行为规则（rule of just conduct）。[47] 政体学说和主权理论不再构成核心，相反，经济自由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规范性、可以横跨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的价值模式来审视政治正当性的终极标准。
[17]与施米特具有共同点的是，哈耶克也对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和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做出了区分，但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他们的核心分歧。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波宪法运动所锻造的新自由主义宪法，实际就具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全球化扩张冲动，而正是这种内在的经济全球化冲动，又使第三波宪法运动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正当性危机之中。
对于德国、法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传统的深入分析，可参见前注[33]，〔法〕福柯书，第63～236页。那么，时隔二十多年再回头来看阿克曼与波斯纳之争，两位学者到底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在阿克曼对魏玛宪法危机的评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晰，在他看来，魏玛德国的失败正在于它过度关注民法和刑法的技术性问题，而未能将1848年自由主义的革命成果加以宪法化，并在1919年构建一部持久稳固的宪法。新政宪法原则的整体性（integrity）塑造功能被破坏了。第三，普遍制宪权的代表者和担纲者，其主要的权力展现平台，则大致经历了从18世纪的国民立法代议、20世纪上半叶的行政集权总统到晚近的宪法法官这样一个演变趋势。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下，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把握阿克曼与波斯纳的争论。
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建立的以司法审查、三权分立和人权保障为核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秩序体系，其政治整合功能与全球扩展能力遭遇到挑战。这决定了制宪权运动的初始动力，来源于组织化的法律空间之外，表现为以社会运动为特征的自发性法律行动，而不局限于议会政治、行政决策与司法审判的传统法律渠道。
由波斯纳—哈耶克普通法立宪主义（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所代表的美国宪法全球移植，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通过新自由主义全球转向，通过华盛顿共识和全球治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改造、以IMF和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造）成为世界宪法运动的主流。但是，这样一种预设，实际要求建立一种严格的国家/社会二元论，它要避免国家代议者与社会大众建立直接联系，相反，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一定的隔离机制，由此才能确保议会立法成其为法的品质（普遍性、确定性、稳定性等）。
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后所奠定的世界宪法秩序，就不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革命宪法传统的回归，相反，它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拉长历史的视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争论就呈现出与阿克曼—波斯纳之争的相似性。
与阿克曼的制宪权建构思路不同，经济自由被波斯纳赋予了诱导东欧政治主权重建的神圣使命。这就与单纯的自由主义宪法运动形成了区别。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围绕宪法与法律全球化展开的两波长时段历史运动，已经紧密地缠绕到了一起，在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经济、政治和法律这三个系统领域之间，历史演化力量不断改变与相互调适的外在反映。既有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的回归。
面对这样一个全能国家和社会国家的发展趋势，施米特、哈耶克、凯尔森都试图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回应。公法与私法这两波长时段历史运动，既相互呼应，又相互制约，相互形成正题与反题，进而构成当代世界法律全球化与宪法危机的基本历史背景。
它的制宪权主体，实际上不再是市民主体或人权主体，而是一个个具有内在成本—收益预算约束的企业人主体，依托于严格的形式主义、程序主义、不留情面的经济竞争逻辑的动员，从而形成一个可以持续突破和灵活利用国家主权边界的全球市场—法律治理空间。[25]这一分析思路，其实与波斯纳对阿克曼的批评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普通法式的私法治理，通过经济层面的自生自发秩序，通过财产权保障来维护宪法自由，通过经济宪法来回应宪法危机。
[37]可参见Rans Hirschl,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Judicial Empowerment Through Constitutionalization: Lessons from Four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s,25.1 Law ＆ Social Inquiry （2000）， pp.91～149。而当前宪法危机的背景，则发生在司法治理已占据中心的时代，宪法和法院，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成为裁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
而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注视下，无论是施米特抑或阿克曼，他们所致力的制宪权维度的扩张，都有可能被批判为一种唯建构主义理性的自负，它们都可能导向一种经济干预主义，施米特/阿克曼与纳粹主义/极权主义相比，其实也就只有几步之遥。三组宪法对话揭示了政治宪法与经济宪法模式之间的持续拉锯，这种宪法模式之争从一开始就呈现于近代革命以来各国的宪法建设运动之中。正是因此，哈耶克批评施米特的制宪权理论实际上是把自由传统的规则（nomos），蜕变成了一种由立法意志来裁断的具体秩序之型构（concrete order formation）。在新自由主义的宪法框架下，最为核心的宪法价值权衡标准，则是福柯所概括的一种逆自由常量的辨别——自由主义政策与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干预主义之间的区别。
而从当前宪法危机的内在动因来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也正是促发世界宪法危机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总体进程，改变了过去二十年全球历史力量涨落的基本格局。这三重叠加之危机烈度与问题丛集，则可能使政治家视宪法政治为不可能之畏途，并坐待民意火山猛烈爆发而自我吞噬之日。
它在政治主权上继承了一种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身份，但在经济发展中又高度分享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红利。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阿克曼—波斯纳之争，实际上，在东欧革命之后，有关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谁先谁后的宪法权衡难题，其实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美国法全球化所推进的司法治理、法院中心主义的政治方案得以调和的。
米歇尔曼（Frank Michelman）在美国宪法传统中就发现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无人称的法治，另一方面是通过人民的主权意志而自我立法的共同体的自我组织。单纯移植美国宪法，不能自动带来经济发展，也无法实现阿克曼所设想的平等和自由。